“逼一下,就闯出来了。”
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尹周平,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12月18日,面对长江日报记者,他再次这样说道。话语朴素,背后却是23年心无旁骛的攻关。
2002年,他博士后出站,一头扎进芯片制造装备的“无人区”。路在何方?不知道。他只管埋头,一寸寸地凿。
2025年,他牵头研发的核心装备,在武汉新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武汉新芯)产线上稳定运行。下一站,是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长江存储)——这家曾经历断供考验的企业,如今已凭独创技术,反向授权国际巨头。
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、买不来、讨不来的。12月10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,“实践证明,对我们‘卡脖子’是卡不住的”。
从实验室微光到产业高地,武汉在全球科技前沿的陡峭山壁上,蹚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中国“芯”路。
(一)
一条属于中国的闪存新路
8月6日,长江存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年内首条推送,也是近5年来,除必要声明外的首次主动更新。
内容虽简,分量却很重:其独创的晶栈®Xtacking®4.0架构,在全球内存与存储行业顶级盛会上荣获“最具创新存储技术奖”。
中国架构,赢得了全球业界的认可。
时间拨回到2016年。全球高端存储芯片市场,超九成的份额被海外巨头垄断。同年,武汉光谷,国家存储器基地破土,总投资约1600亿元。长江存储整合武汉新芯,孤勇启程。
“Xtacking®是我们独创的路径,真正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闪存新路径。”长江存储首席科学家霍宗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。
一条没人走过的路,注定荆棘密布。
“1000个孔,只通了3个。”实验室里,数据令人沮丧。“没人这么干,你们疯了!”质疑声四起。
霍宗亮在一次公开演讲时坦言:“同行和外行都说,新架构难度大、良率低、成本高,绝对走不下去。”
压力如山。但团队算了一笔账:回头是死路,向前虽万难,却可能为中国拼出一条新路。
摒除杂念,心无旁骛。实验室的灯常亮到破晓。
2019年,基于Xtacking架构的中国首款64层三维闪存芯片量产。
此后,128层、232层等更高密度产品接连推出,技术迭代步步提速。那条曾被嘲为“歪路”的小径,竟越走越宽。
风暴在2022年降临。美国一纸“实体清单”,设备断供、技术封锁、合作冻结,“卡脖子”的铁幕轰然落下。
陷入绝境了吗?没有。封锁锁死的,只是旧路。长江存储,早已不在别人的跑道上。
2025年2月,一则简短消息轰动行业:长江存储向海外巨头授权关键技术专利,中国技术实现反向输出。
目前,长江存储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万件,技术壁垒日益牢固。“Xtacking®已是国际存储器技术的最主流架构。”霍宗亮在演讲时说。
“这是真正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”武汉集成电路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邹雪城教授感慨。北京奕斯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升评价:“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从‘路径依赖’走向‘路径创新’。”
如今,长江存储已在超高层三维闪存工艺上实现全球领跑,市场份额持续提升,稳居世界前五。
长江存储官方网站上,“用芯书写记忆,让世间美好长存”的标语静静闪耀。这条曾布满荆棘的荒径,终成通途。
(二)
一次“近水楼台”的双向奔赴
再先进的架构,也需精密装备支撑。
Xtacking®技术的物理基石,是将两片晶圆以亚微米级精度永久键合。误差应小于一根头发丝的百分之一,界面洁净要达到原子级。一粒微尘,就可能导致整片晶圆报废。
这正是尹周平团队23年死磕的战场。
“如果说长江存储是‘施工队’,我们就是造‘挖土机’的人。”尹周平说。他口中的“挖土机”,是高精度混合键合装备。过去,这类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。
“国产化是被逼出来的。”尹周平坦言。
早年,他带着技术方案叩响某龙头企业的大门,得到的回应直接而冰冷:“我们不能为一台不成熟的设备,赌上整条产线。”
没有应用,就没有迭代;没有迭代,就永远不成熟。国产装备,陷入了“不用→不成熟→更不用”的死循环。
他们备好了枪,却无仗可打。这一等,就是近20年。
转机,随着“卡脖子”的加剧,骤然降临。
2022年后,进口通道一根根被斩断。国产替代,从“可选项”急转为“生死线”。
“买不来了,才有我们的机会。”尹周平说。团队20多年积淀、200多项专利,终于等来了历史机遇期。
由团队成果转化而生的武汉芯力科技术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芯力科),是湖北省首家专业键合装备企业。他们从替换键合头这一核心耗材切入,逐步推进整机替代。
如今,国产设备已在武汉新芯产线稳定运行,性能比肩进口,成本仅其三分之一。
谈及最大优势,尹周平指指脚下:“离得近。”
得益于地理邻近,团队与长江存储、武汉新芯建立起高效协同机制:产线需求上午提出,下午便直达研发端。
“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。”尹周平回忆,最初设备良率仅10%,故障点超过200个,正是通过与用户日夜协同打磨,才将良率提升至90%以上。
一代器件,淬炼一代设备。产业最前端、最苛刻的需求,正是打磨自主技术刀锋最好的磨刀石。
如今,以长江存储为“链主”的存储器产业创新联合体已然成型,一体化攻关底层、共性、关键、前沿技术。
在光谷左岭,一个以长江存储为圆心、规划7平方公里的存储器产业创新街区拔地而起,磁石般吸引着上下游企业。
“时间窗口开了,大家都在跑。”尹周平语速急切,“跑慢了,机会就没了。”
(三)
一场数字时代的“中原突围”
在湖北江城实验室主任杨道虹的书架上,陈列着《中原突围史》《胜利的中原突围》等书籍。
这位2004年响应“引博工程”扎根武汉的微电子博士,曾任长江存储副董事长、武汉新芯董事长,是“世界存储之都”构想的首倡者。
他的电脑里,一份题为《世界存储之都的建设思路与关键举措》的文稿,被反复打磨。
他的目标纯粹而远大:让武汉汇聚世界一流的产业、技术、人才与标准,“当全球有人想做存储,就会想到来武汉看一看”。
在他看来,武汉存储产业的崛起,就是一场数字时代的“中原突围”。

湖北江城实验室。
“当年靠枪杆子突围,现在靠的是创新和装备。”杨道虹说,面对海外垄断与技术封锁,我们同样需要“生存第一、发展第一、胜利第一”的决绝信念。
从他的办公室俯瞰,武汉新芯、中国信科集团等重大项目一字排开,一条“大国重器之路”已然成型。
单一产品的突破,不等于产业体系的胜利。于是,他领导的实验室,瞄准了产业链上最薄弱又最关键的一环——先进封装。
从6人团队、5000万元起步,建成全国首个12英寸先进封装研发平台,2024年研发收入达8.7亿元,实验室打出一场漂亮的侧翼突围战。
这场突围的底色,是武汉20年如一日的定力。
2006年,武汉新芯成立,建成中部地区首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,埋下第一颗火种。
2016年,国家存储器基地落子,在长周期、高风险的存储产业上押下重注。
历届决策者,不图短期政绩,甘做“栽树人”。杨道虹说:“建设国家中心城市,必须担起国家使命;解决‘卡脖子’难题,就是我们的责任与担当。”
如今,武汉已建成全国最大的国产先进存储生产基地,跻身世界存储产业第一方阵。
“‘从0到1’,我们已经完成。”邹雪城说,“现在,是要做‘1到100’的时候。”
站在芯力科所在的光谷筑芯科技产业园眺望,一路之隔的长江存储三期工地塔吊林立,与一二期连成一座磅礴的“芯”城。这景象,预示着中国“芯势力”的集体崛起。
“要快一点,再快一点!”尹周平的催促声在实验室里回响。
前路依然漫长,挑战从未停歇,但路已在脚下延伸。
从尹周平23年的持续攻关,到长江存储的绝地创新,再到整座城市的使命接力……每一步,都在将“卡脖子”的手,一寸寸推开。
卡,是卡不住的。
“勇攀世界半导体存储科技高峰”,这注定是一场谁也卡不住的征程。
编辑:熊展平